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觉得我的生命起源于一粒种子。我的父辈不幸生长于贫瘠荒芜的土地上，遭遇了一个干渴少雨的时代。他们一生都在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含辛茹苦地拼了一生，为的就是能活着。倾其一生，最后也就如深秋荒野里的那株豆枝，在瑟瑟的寒风中走向了枯萎、凋零。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那个骨瘦如柴的躯干外，就只剩下几个可怜的豆荚了。我就是其中的一粒豆子。我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成为一个新生命——小豆芽，完全是因为父母给了我用他们生命与汗水合成的豆胚。我是在消耗着父母的无私馈赠，才从一个豆芽长成一个豆苗的。再长大些时，我就开始羡慕蜗牛了。它们只需要为吃饭忙碌，而不需要像我们那样为有一个躲风雨的房子终日劳，节衣缩食。因为它们无论大小，不论贫富，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属于自己的蜗壳，所以它们可以在生命的道路上从容地走慢些，享受一个悠闲的生活。而我们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窝，就必须经历一个做房地产商奴隶的过程，一年一年地熬。不可避免地，我们还得到银行这个吸血鬼那儿去接受剥削，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吸血鬼的高利贷，才能早点把自己放在一个屋檐下。再大些，我们因为疲惫和寂寞，就要结交一个工友——丈夫或妻子，以共同经历生活中的春夏秋冬。然后，我们开始重复父辈的故事。为了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豆子”为了让自己的“豆芽”有足够的营养，我们不得不用多半生的时间卖身为奴，受雇于教育这个资本家。陪上我们的青春，熬干我们的血汗。直到时间把我们从春天里一个生机勃勃的豆苗变成秋天里一株缺叶断枝、消瘦不堪的豆杆，我们才算偿清了教育这个资本家的孽债。然后拖着病恹恹的躯体离开这个压迫和剥削了我们半生的魔鬼。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资本家虽然没有用锁链把工人锁着强迫他们为自己卖命，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用看不见的鞭子，驱赶着无奈的工人为资本家奉献自己的剩余价值。其实，对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芸芸众生，何尝不也是这个宿命呢？当我们把大半生的血汗兑换成孩子的教育学费后，我们自己就像一辆快要报废的车子一样也跑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路程，也即将耗尽自己短暂而有用的寿命。我们生来就是长工的贱命，刚走出了教育资本家的工厂，又必须进入医疗资本家的车间。因为这时的我们，周身的零件无一不是严重磨损、超期服役。要使这辆破车（病体）还能颠簸前行，我们不得不经常光顾修理厂（医院），更换和维修那些已经衰老不堪的零件（多病的器官）。我们已走向暮年了，生命已经没有什么色彩可言了。像那辆行将退伍的车，只能毫无利润地运行着，生命中所有的收益都只为了交纳修理厂那不断增加的费用。我们就这么无奈地活着，熬着生命中最悲惨最凄凉的一段，为医疗资本家活着，因为谁让我们是一辆又破又旧的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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